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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唐以洪属于典型的靠文本说话的实力派打工诗人，也是一位被诗界漠视的打工诗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创作的打工诗歌的数量，还是因为它们的整体质量。他的诗作，与某些生活表面化或者口号式的打工诗歌相比，更能给人一种疼痛感、孤寂感和悲苦感，令人心酸，不堪卒读。

　　唐以洪所以会被诗界漠视，我想主要有如下原因：一、他不是打工诗人圈核心成员，每次有媒体为打工诗人提供集体展示作品的机会，组稿者都会因为版面有限或者其它原因，未能“照顾”到他。而得以亮相的，多是些熟面孔及熟作品，以至于某些较普通的诗作也因多次亮相而成了“脍炙人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打工诗歌成果的更好展示；二、他还不懂“功夫在诗外”的真正涵义，不会占山头拉大旗，不会投机钻营，不会投桃报李，不会见到编辑就一口一个“老师”地亲热；三、也许是“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缘故……于是除了《打工族》、《佛山文艺》、《江门文艺》等有限的几家打工文学期刊外，他的作品很少在其它文学平台露面——如麻雀，在城市的夹缝中失去羽毛的光泽；如蚂蚁，有脚不能奔跑，有翅难以飞翔。

　　一、用卑微的意象反映异乡境遇

　　“意象”是中国诗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与“象”的关系向来被诗人诗评家重视。中国传统诗论以为意是内在的抽象的心意，象是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象是意的寄托物。如刘勰云“神与物游”，谢榛云“景乃诗之媒”，王夫之云“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王国维云“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简言之，意象就是客观物象与主观心灵融合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有意蕴有情调的艺术形象，亦即寓情于物、借物抒情。

　　唐以洪比某些打工诗人的高明之处，就是他在诗歌中较好地运用了意象的艺术处理技巧，移情于景，存心于物，凝神于形，寓意于象，从而含蓄地把自己的心意烘托了出来，而不是口号式干巴巴地喊了出来。在他的诗歌中，总有一些意象让人过目难忘，如蚂蚁、麻雀、鸭、螺丝、陀螺，这些意象和作者的生存境遇是如此相似，朴实而又辛劳，卑微而又坚强，贫穷而又善良。他像祖辈们精心侍弄自家的庄稼一样，在夜深人静时满怀深情地侍弄着它们，倾诉着自己的打工命运和人生五味。

　　改革开放后，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越过低矮的栅栏，告别了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刀耕火种的田野，如鸭子似麻雀一般向城市涌去。然而，尽管他们“拥挤着从检票口通过/……努力地往下钻，直到用完一生的气力/屁股却始终都露在水面上”（《乡下的鸭子进城》）；而且总是居无定所，“它们，一会儿飞到窗台/一会儿飞到假山上，一会儿飞到/走廊里，一会儿飞到公路旁/频繁地变换落脚的地方/好像那些地方不适合它们停下来/……看着它们纷飞，我突然发现它们的/背影，和那些打工夫妻多么相似”（《两只不停地盘旋的麻雀》）；甚至于“有人告诉我/它在楼房里盘旋了好几天/被人们从六楼一层一层地赶到了底楼/怪不得看到西装和保安它躲躲闪闪/现在，它飞到了小区的假山/上面没有花草、树木，一块水泥做的石头/是它唯一可以落脚的地方”（《乡下麻雀》），生存的艰难和难以落地生根的悲苦，通过白描的叙述生动地呈现出来，仿佛针钉扎进我们的心窝，钻心噬骨地疼。

　　然而，尽管难以落地生根，尽管只是黑瘦的蚂蚁，它们却依然没有泯灭希望，“也有小小的野心/想爬上生活与精神的高度/唱歌、跳舞和感恩……”（《豌豆下的蚂蚁》）；但即便是这点“小小的野心”，对于异乡的陀螺来说也属于奢望。因为“流水线,生活与命运/是鞭子，一下，一下地抽打我/其实不抽打，我也要转动/我也是一条鞭子，在抽打着自己/为生活而旋，命运而转……停下来，我就站不稳/在异乡，我只有飞快地旋转着/用旋转的速度和力量，把深处的苦/一次，又一次，甩远”（《我在异乡做陀螺》）；不是么？你看《螺丝掉下后》：“没了踪影/和昨天自动离职的工友一样/去向不明/只在流水线上留下了/一个刻骨铭心的空缺”！那时你一定会觉得“做一条狗/比做一个人幸福”，因为“现在的狗不再叫狗了。叫亲爱的/叫心肝，宝贝，儿子和女儿了/不再吃剩饭啃骨头,脖子上套一根绳子/不再睡狗窝，而是被搂在怀里/或安置在床上……说不准/你没吃过的它已经吃腻了/说不准当你流浪异乡的街头，别人叫你/狗日的龟儿子的时候，早就有人叫它爹娘了”（《现在的狗越来越幸福》）。作者通过“人”和“狗”不同际遇不同命运的鲜明对比，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底层打工者的生存窘况，令人唏嘘不已。读唐以洪的诗作，总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底层气息、难以承受的生活之重和撕心裂肺的社会之痛。

　　古语云：“人之初，性本善”。对于淳朴的打工者来说，即便自身有多么不幸，也依然坚守着心中的馨香，守护着“与人为善”的信条。于是，“我喜欢把蚂蚁放大一万倍/放大了，就可以看到母亲的土地上/数不完的蚂蚁在搬运生活的米粒/它们就再不会那样卑微和渺小/就变成了大象,可以轻松地对付那些小小的/米粒……我也喜欢把自己缩小一万倍/缩得比蚂蚁还小。缩小了/就可以加入蚂蚁的队伍，称兄道弟/就可以站在小小的米粒前，帮它们推一把/如果实在用不上劲/就站在它们的身后大声喊着——加油，兄弟！/听到我的喊声/善良的人们就会变得更加善良”（《把蚂蚁放大一万倍》）；于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尽量/草垛一样站着/还故意让风把头发稻草般挑起/露出凌乱潮湿/还有一丝热气的巢”，为的是让“在头顶盘旋的麻雀”能够欢叫着“接近我”，“把我当成（了）故乡的草垛”，放心地筑巢生息（《看到一只麻雀》）。不仅性善，而且友爱。你看：“最后，它们落在一根电线上/电线也好像不欢迎，不停地摇晃着/摇晃中，它们慢慢靠拢，小声地说话/偶尔用啄抚摸对方的身体”（《两只不停地盘旋的麻雀》）。这样的诗歌具有一种特别能够打动人心的魅力，正如普拉斯所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它不像水龙头那样随开随关，突然迸发。它像根丝巧妙地编织在性格里，它闪闪发光，光明灿烂，经久不灭。能让心为之所动，能让感觉受之牵引”。

　　通过上面节选的诗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打工者的形象。这些诗歌完全不同于某些闭门造车、浮光掠影后写出的臆想式或者过客式的诗歌，它们不仅原汁原味，没有杂质，而且迸发出一种血性的光芒，具有厚重的金属的质地。

　　二、用朴素的描述铭记打工岁月

　　雕塑大师奥古斯特?罗丹曾经说过：“真正好的素描，好的文体，就是那些我们想不到去赞美的素描和文体，因为我们完全为它们所表达的内容所吸引……美只有一种，即宣示真实的美。当一个真理，一个深刻的思想，一种强烈的感情，闪耀在某一文学或艺术的作品中，这种文体、色彩与素描，就一定是卓越的；显然，只有反映了真实，才获得这种的优越性。在庸俗的人看来，能用铅笔画些花样，用色彩涂些炫耀的焰火，或是用古怪的文字写些光彩的句子，这些空头作家，就是世界上最机巧的人；然而艺术上最大的困难和最高的境地，却是要自然地、朴素地描绘和写作。”读唐以洪的诗，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正是行走在这条自然地朴素地描绘和写作的路上。

　　如《所谓的异乡》：“所谓的异乡，就是……我们来了/去了 ，去了又来了的地方……/你会发现，所有火车站的入口/都是这些城市的出口/而且设计都雷同。那就是一下火车/就必须踏上向下延伸的台阶。愈走愈低/你会感觉你正在向一个很低很低的未来走去/……如果没有文凭，没有身份证/没有暂住证，即使从这里进来，也将从这里出去//所谓的异乡，就是一只时代转动的/万花筒……虽然你在用力不停地转动/北上的南下的列车里依然塞满了忧伤/你依然看到一株株工业里的冬青/无法从异乡厚重的尘埃里剥离出来……//所谓的异乡，就是一幢在加工的陶瓷厂/多少被流放的乡土在这里聚集，消散/……有多少根指头加工成了产品/……有多少正常的被加工成了精神病/有多少个生命被加工成了一捧泥土一样的灰……//所谓的异乡，就是一个湿漉漉的地方/它是湿漉漉的，那是因为，在时代的面孔上/它只是一滴硕大的泪水……你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富裕和贫穷。但你看不到自己/你已被它和它们淹没或掩埋……//所谓的异乡，就是我们想逃离，又不得不面对的/地方，就是我们脱工衣像在蜕皮的地方……”，作者采用蒙太奇的电影拍摄手法，将火车站口、万花筒、陶瓷厂、泪水等在异乡的不同生活角度的镜头组合起来，叙述情节，描绘生活，刻画人物，抒发感情，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诗作的内容，增强了诗作的立体感、表现力和感染力。

　　同时，作者描述在异乡的打工生活也是多层面的，如《异乡,你给了我什么》：“给了我工衣，给了我工地/给了我工号，给了我加班的夜晚/给了我颤动，给了我疼痛/给了我皱纹，给了我白发/给了我你想给我的。我想要的/你一样都没有给我，我给你的/你也一样没有还我/你总是像一个捞钱的商人。而我/始终像一个摆地摊的，亏本的/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的/小贩子”，诗作短小，语言明快，有很强的情感冲击力和社会鞭打力；如《下一站》：“下一站是广州，下一站是深圳/下一站是东莞，下一站是上海/下一站是北京，下一站是工地/下一站是流水线，下一站是青年/下一站是中年，下一站是温饱/下一站是小康，下一站是痛苦/下一站，还不是幸福，是明天，明天的明天/这十五年来，我一直奔波在站台上/张望着一个又一个下一站/它们那么的远，那么的抽象，和陌生/虽然我一次又一次用幻想和它们亲近/虽然我一直向着它们不停地招手/但无论怎样挥动手臂，和微笑/我都都像一个与幸福和未来告别的人”，作者把异乡打工者身心的漂泊、生存的无奈和生活的无助表达得如此集中，且酣畅淋漓，令人赞叹；如《在异乡吃年夜饭》：“想起娘/我在上席搭了一双筷子/想起爹/我往桌上放了一个酒杯/想起老婆和弟弟/我看了看桌子的两旁/想起小儿的时候/我把身体往侧边让了让……/大年三十的夜晚/我的亲人全都来到了异乡”，诗歌中呈现出来的孤寂感使人窒息。也许，正是这种情感特质，才使本诗显得尤其出色，也特别能够打动人心的原因吧。而且，孤寂是诗人的奖励，不但可以让诗人深入世界，还可以让诗人走得更远；如《这些年，我们之间》：“往返于你我之间/我是那艘从宁波开往舟山/又按时返回，载着万吨疲惫的船/而且，每月只能往返一次/这些年，我们在异乡流浪/我们的爱情也在流浪/……因为生存，我们是被生活/和时间暂时分开的两片海岸/谁也没有留意我们之间的距离/再不能用米来计算”，候鸟似的夫妻生活，是打工群体中的普遍社会现象。夫妻分居的煎熬过程和双方饱尝的相思之苦，没有此经历的人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在异乡流浪/我们的爱情也在流浪”，而“谁也没有留意我们之间的距离/再不能用米来计算”！而且，如果只是短暂分居也还罢了，怕只怕《老婆暂时还是自己的》：“大厦是本地人的/轿车是有钱人的/加班加点的青春是卖给老板的/血汗换来的955元----/250是的房东的/300是儿子上学的/150是菜市场里肉菜贩子的/烟贩和酒贩又抠掉我100元/另外100元我像粮食一样种在银行里/但一直没有发芽/剩下的55元是准备给/感冒和胃病两个乞丐的/幸好父母早已仙逝/不再需要钱花/要不然我就不孝了/但我还是很幸运——/老婆暂时还是自己的”，“老婆暂时还是自己的”，惊心动魄的表白，把普通打工者婚姻生活的不幸很巧妙地暗示了出来。是啊，谁知道候鸟般分居两地的打工者什么时候就会踩响婚姻生活的地雷呢？处于惊恐中的婚姻生活，哪里还会有幸福感和安全感可言！如《两代人走在同一条路上》：“父亲出门的时候/一双布鞋在一条泥泞的土路上/‘扑哧扑哧’地叹息着/他肩上胀鼓鼓的蛇皮袋子，只装着/一个愿望——让我多读几年书/不再和他一样，一步一滑地走在泥泞里/我出门的时候，肩上也扛着胀鼓鼓的/蛇皮袋子，装的也是同一个愿望/两代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地走在/同一条路上。就连我回家时/用蛇皮袋子装回的东西/也和父亲当年扛回来的一样”，不同的年代，相同的命运。这让我想起藏克家老人的名篇《三代》：“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葬埋。”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惟有祈祷当代打工者能够彻底走出这个历史的怪圈！

　　从上面读到的打工生活诗作不难看出，作者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而是富有底层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承载着现实主义诗艺的使命，具有一种朴实的语言力量和锐利得深入骨髓的疼痛感。诗人林庚说：“艺术并不是生活的装饰品，而是生命的觉醒，艺术语言不是为了更雅致，而是为了更原始，仿佛那语言的第一次诞生。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物质文明越发达，我们也就越需要这种精神上的原始力量，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自己所创造的物质的俘虏。”我想这也是唐以洪写作这些打工诗歌的基本动机，是他诗歌中的基本元素和基调。

　　三、用浓浓的乡愁构筑精神家园

　　人生最难割舍的是亲情和乡情。无论漂泊何处，故乡的印记都将如影随形，它是游子心灵中最温柔、最深邃、最脆弱的神经。古往今来，有多少名篇佳构咏之吟之，拨动人们的心弦。对于这样一个历久常新的主题，诗人唐以洪也钟情之，并以之来构筑精神的家园。
　　如《娘在喊我，爹也在喊我》：“娘在喊我。摸着我的头/拉着我的小手，用乳香/喊我。听到喊我就傻乎乎地/扑到她的怀里。”“娘”乳香的呼喊带给“我”多少童年的幸福；“娘在喊我/在家门口，村口喊我/在庄稼地里，在一棵有鸟窝的树下/在崖边，水边，用青春喊我/娘喊我就像在施肥/喊一声，我就长高一节/我是一株长在娘的声带上的庄稼”，“娘”青春的呼喊带给“我”多少成长的快乐；“我远离了村庄，娘依然在喊我/在家书，电话里，我的，和她的梦中/用越来越少的晚年，喊我/对着我的背影和远方，喊我/远方是堵回音的墙/她一喊，就像有千万个娘/在喊千万个我”，“娘”晚年的呼喊带给“我”多少温馨和感恩；“爹也在喊我/用忽闪忽闪的旱烟喊我/用手中的农具，厚厚的茧巴，喊我/扶着一棵树，摸着一棵庄稼/喊我。他的喊声密集/像铁锤不停地在敲打一把农具上的锈/我倒下的时候，他喊/落魄的时候，他喊。得意的时候/他喊。快的时候，他喊/慢的时候，他喊。用力地喊/弯着腰，用一生来喊/听到喊，我就有了力气/又把自己抗在了肩上/如今我奔四了，爹还在喊我/他的驼背就像鼓起来的腮帮/常把我喊得像在筛糠”，“爹”的呼喊又带给“我”多少激动和力量。而“爹”“娘”无时无处不在的呼喊，更喊出了骨肉亲情，喊出了亲人质朴高贵的灵魂和柔肠九曲的仪态，喊出了故乡的品格、秉性、气质和精神，让我们真切的触摸到了那片质朴清新，有着温馨、淳朴和感动，也有着辛酸、苦涩和沉重的土地。

　　如《对于月亮，我再也说不出什么》。自古以来，月圆之夜就寄托着人们思念家乡的真挚情怀。身在异乡的游子，不管相距多远，都会在中秋月圆之夜赶回故里阖家团圆，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早就根植于每位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在异乡打工多年的“我”，曾经这样描绘过月亮：“它像一只空洞的眼睛/一滴悬挂的想砸翻众人的泪水，一颗/被谁掏空的心，长句里的一个句号”，但是在今夜，虽然“月亮又圆了/我却再也说不出什么了。”是啊，“我始终在外面/我还能说什么呢”？！此时无声胜有声。
　　如《回家一说出来就成了梦话》：“回家，回家/回家本是再也不能简单的事了/可一从我们的口中说出来/就成了梦话”，思乡的苦涩和打工途中的无奈之情，尽在其中，也在其外。

　　如《在异乡抚摸中国地图》：“在异乡，我一次又一次/抚摸中国地图。从南方到北方/从北方到南方，我固执的手掌/像一辆笨拙的大巴载着我/在归乡的高速路上不断地前进/前进。但我从没有摸到过故乡/我只看到那些红红绿绿的线条/像故乡的长满乡愁的庄稼藤/在我的眼前茂盛和晃动……”，诗歌写得很精彩，让我们感受到了诗人那常青的思乡之情。而中国地图上“到那些红红绿绿的线条”，在作者眼中却“像故乡的长满乡愁的庄稼藤”，而且“在我的眼前茂盛和晃动”，这就把色、情、形态融合到了一起，可谓联想生动而意象独到。
　　作者用满怀深情的叙述和呐喊，倾诉着绵绵不绝的乡土情，让我们聆听到一首首深情而哀婉的诗歌，也勾起我们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故乡，是我们心灵的共同栖息之地，它的一丝喘息就足以跨越千山万水，触动我们内心最敏感的琴弦，因为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有着我们最亲爱的人、最温情的故事和最快乐的时光，它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四、后记

　　作为打工诗人，唐以洪还写了大量的以打工者的心态看待故乡的人事物的诗作，如《回家遇见宰鸡》：“父亲说，这些年宰鸡有了新方法/就是宰鸡前给它喂点粮食/让它感到亲切，愿意和自己接近/然后一把抓住给它喂酒/醉酒的鸡最好宰，怎样宰都行/听到父亲的话，我的身体突然一阵颤抖/在异乡的打工的日子/我也遇到过这样类似的事情”，如《做草不容易》：“这些年寄居城市才知道做一棵草不容易/天天活在谬论里：草，天生是草/不是花，只适合长在/穷土僻乡”，如《扭头就会看见路边的石头》：“扭头就会看见，路边的石头/越来越多，它们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像孤独挨着孤独，痛挨着痛/冷挨着冷，你挨着你/我挨着我”……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呈现论述了。
　　唐以洪的诗作，常常给人一种不堪卒读的感觉。原因在于，他是一位纯粹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打工诗人。他的诗歌的语言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打工者的，气息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打工者的，文本的磁场也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打工者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打工经历，帮助他成功驾驽打工题材并完成对打工诗歌的创作，从而使他成为当今真正的实力派的打工诗人之一。
　　说实话，当今中国不乏优秀的诗作，恰恰是貌似优秀的作品太多了，以致于我们丧失了辨别真伪的能力，甚至忽略了像唐以洪这样用血泪创作的真正的打工诗人。唐以洪对打工题材的驾驽能力和对打工诗歌创作的执着精神，注定他终有一天会得到诗界的更广泛的认同，他一定可以走得更远的。这是我的期待，也是我的祝愿。

　　——2009年10月于长空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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